伊拉克的独立要求1940—1941年

    战争爆发前夕，伊拉克国内最活跃的力量是军队、青年和德国公使馆。常备军约二万至二万八千人，并有一支有四、五十架飞机的空军，主要是想约束北部的强悍多事的库尔德人以及几乎同样难于驾驭的下伊拉克的阿拉伯部族。委任统治期间，在英国监督下，伊拉克军队的规模一直不大，但1932年伊拉克独立后开始实行征兵制，军队即已扩大。根据1930年英伊（拉克）条约，英国政府保证：“在可能向它提出要求的任何时候……（给予）一切可能的方便……以提供可以得到的最新型武器、弹药、装备、船只和飞机。……”然而， 1935 年以后，英国武装力量的扩充使英国政府无法满足伊拉克的军备要求：1937年以后，虽然伊拉克不再坚持要求最新型的武器，并同英方商妥由伊拉克接受英军在更新装备后替换下来并经修复的陈旧枪炮，但在谈判尚未完全结束时，战争即已爆发。一些较年轻的伊拉克军官，所负军事任务不足，对西方世界与文官老爷们怀有同样错综复杂的心情：这种半是明言、半是隐忍的心情中，交织着自卑感和妒忌心，缅怀往昔历史上依稀存在的辉煌业绩，借以寄托精神，他们渴望有所作为，把外国巨人打翻在地，象大卫王射杀歌利亚那样凯旋而回；这种隐忍不言的要伤人、要复仇的愿望特别是针对着一个强国，它通过隐藏在一项不平等条约中的监督特权，使他们处于无法动弹（这是他们的想法）的境地，还用翻新的枪炮和废弃的飞机来使他们丧尽体面。

    少年气盛的“知识分子”在中学里面就已饱受令人醉心的民族主义的熏陶，然后被扔进一个落后的经济体系中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连让他们活命的薪金都难以支付；他们醉心政治，但又难有机会钻进那个壁垒森严的圈子，那个圈子中的政坛耆宿都象玩皮球一样把官职传来传去，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法国否定了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和叙利亚兄弟的独立，有关这个问题的宣传鼓动，他们听了更是心潮澎湃，块垒难平。

    这两股心怀不满的力量都被德国人巧妙地利用过。纳粹党驻伊拉克高级代表朱利叶斯·乔丹博士担任了政府的文物局局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自由自在地旅行各地并同伊拉克的官吏厮混。1934年以来驻在伊拉克的德国公使弗里茨·格罗巴博士是位才干出众和富有东方经验的人。

    格罗巴博士一表人材，令人倾慕，他的浑身活力加上他的阿拉伯语知识和对东方人心理的深刻了解，为他在一大批有权有势的伊拉克人中博得了亲密的交情。他抛弃〔原文如此〕外交的先例，亲身前往政府各部、局去拜访部长、局长们。他经常在德国公使馆大开盛宴，邀请的宾客“无分贵贱”。他又通过举办小型宴会的手段，尽情款待一些精心挑选的伊拉克人，这些人是有指望能给公使馆的特殊工作出力效劳的。

    他对伊拉克人的奉承拉拢不会得不到实惠的报答。

    1937年，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法迪勒·贾马里博士访问德国，他在那里受到正式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回国以后，贾马里博士就彼德国人说服，派遣了一个伊拉克代表团参加1938年的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代表团由……穆罕默德·法迪勒·贾纳比率领，他受到引见，亲自与元首会面。这次会见，加上大会上军容整饬〔原文如此〕的气氛，印象深刻，在若干程度上可能说明为什么贾纳比一回到伊拉克后就如此热中于按照希特勒青年团的方式改组福图瓦（伊拉克青年运动）。代表团成员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上所穿的特别设计的制服，后来为福图瓦所采用。

    在这个时候，要对德国人能在教育部里产主影响这一件事负责的教育专家们，如法迪勒·贾马里博士、萨米·舒卡特博士等人，心目中可能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向伊拉克青年灌输健康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们无疑看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方法对那两个国家的青年具有神奇的效力，使那里的青年产生了狂热的爱国心。那么，把这种方法应用于伊拉克也必定会有好处，那时伊拉克青年还不知“爱国主义”为何物。他们满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要使一个尚在胚胎之中的国家发育成长，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它的人民灌输深切的民族自豪感，他们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

    医务人员也受到德国人的拉拢劝诱。一些曾经在德国学习受业的医生也被诱导去对医科学生散布纳粹的理想。皇家医院院长、伊拉克医学院院长赛卜·沙瓦克〔原文如此，系舒卡特之误〕，系声名狼藉的穆萨纳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当这个俱乐部后来成为德国人的工具时，他做了它的主席，于1937年访问第三帝国，在那里受到正式接待，并接受了全套纳粹制服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