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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英国海军北极护航行动评析

作者:二战来源:网络日期:2006-11-1 18:15:14 浏览: 次

     7月3日，“提尔皮茨”号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和“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悄然驶入挪威北部的阿尔滕峡湾（“吕佐”号袖珍战列舰在纳尔维克港搁浅，此时正在修理）。此时德国在挪威还有10艘大型驱逐舰、2艘远洋鱼雷艇和10艘潜艇。德国空军则有103架Ju-88轰炸机、42架He-111、20架斯图卡和15架He-115鱼雷机，还有8架Fw-200和22架Ju-88侦察机，以及44架Bv-138水上飞机——其兵力总和足抵得上5艘英国航母的舰载机。英国情报部门当天获悉“提尔皮茨”已经出港，此前德国潜艇和鱼雷轰炸机已经对PQ-17展开了一系列攻击，炸伤了3艘商船，其中1艘不得不返回冰岛。7月4日，汉密尔顿收到监视“提”舰的盟军潜艇发来的电报：“提尔皮茨号离开阿尔滕峡湾，去向不明”。紧接着又有1艘苏联潜艇报告说“提尔匹茨号、舍尔号和希佩尔号组成的强大舰队已离开挪威，潜艇进行了攻击，效果不明”。

     根据在海图上的计算作业，汉密尔顿算出PQ-17将在 10小时后进入“提尔皮茨”的火炮射程，于是连忙电告托维，让他急速赶来。接到汉密尔顿的急电后，托维计算了两支舰队的距离，打破无线电静默告诉汉密尔顿“我们为流冰所阻，不能赶到，一切情况由你全权处理。”托维的诱歼计划至此全盘落空，PQ-17反而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命运。

     事实上如果庞德或者托维此时下令PQ-17迅速调头向西返航，在巡洋舰的掩护下与后面的打击舰队会合的话，尚有一线保全船队的可能，起码还可以将“提”舰引诱到“剑鱼”的航程之内。但是由于有丘吉尔那道“护航队不准调头”的命令，致使庞德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回顾前面笔者揣测的原因，庞德后面的行为更可以合理解释）。7月4日傍晚，他以海军部的名义在数小时内向汉密尔顿接连发出了三道著名的灾难性指令：“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致PQ-17护航队司令官汉密尔顿少将：紧急通知，巡洋舰只应以最大速度向西方撤退”；“庞德海军上将致汉密尔顿海军少将：鉴于敌方水面舰艇威胁，运输船队当分散向俄国港口进发”；“运输船应解散”。

     谨小慎微的汉密尔顿接到命令后在7月4日2215时在北角以北海域解散了PQ-17船队。他在撤退时不仅带走了第1巡洋舰分队的3艘驱逐舰，而且还自作主张带走了PQ-17的6艘驱逐舰，整支掩护舰队由“伦敦”号重巡洋舰打头，以24节的高速头也不回地向西方逃去，“诺福克”号重巡洋舰在逃跑时甚至扔下了一架正在天上搜索德舰的“海象”式舰载机（该机后来在北极地区白夜光线的帮助下降落在一艘商船旁，其飞行员被海员救起，后来随船安全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据英国海军战史学家称，该机驾驶员与“诺福克”号舰长重逢时场面相当尴尬）。

     英国海军将领们的一系列判断错误和决策失误至此最终酿成了PQ-17的悲剧。事实上，在庞德下令解散护航队的时候，“提尔皮茨”号及其他几艘德国重型水面战舰甚至还未离开阿尔滕峡湾，它们直到次日才出港，而且出港后不久便通过无线电监测到了托维的打击舰队，又调头返回了阿尔滕峡湾，对PQ-17的屠杀行动完全是由德国潜艇和飞机进行的。护航军舰离去后，PQ-17剩余的33艘商船（有1艘于出发后不久在冰岛搁浅）在1小时内便分散在35海里方圆的海面上，向除了西方以外的各个方向驶去。大多数商船选择向北航行，暂时躲入新地岛曲折的海岸和浮冰之间，以免被德国潜艇发现。汉密尔顿在撤退时给这些商船留下了几艘缓慢的护航船只：3艘排水量不过1000吨的护航驱逐舰、3艘反潜用的武装拖网渔船、2艘航速不到13节的小型扫雷舰、2艘由香蕉运输船改装而来的、又笨又慢的防空舰。虽然它们的舰员奋力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注1），但蜂拥而至的德国潜艇和轰炸机还是对这些无武装的慢速商船展开了大屠杀：7月5日击沉了12艘，6日击沉2艘，7日击沉4艘，8日击沉1艘，10日击沉2艘，13日击沉1艘。汉密尔顿的舰队在西撤途中不断收到那些商船发出的痛苦呼号：“我船被鱼雷击中”、“被炸弹击中，机舱起火”、“速盼救援”，但是无论他、托维或者庞德都没有下达回驰援救的命令，尽管此时英国海军情报部门已经很清楚“提尔皮茨”号并未出港。

     （注1）香蕉船防空舰“波扎利卡”号（HMS Pozarica）舰长劳福德上校（E.D.W.Lawford）后来因此获得优异服务勋章，并被英王乔治六世邀请携女儿出席白金汉宫的授勋典礼。在典礼上，身穿海军制服的乔治六世问他对这次北极护航有什么感想，劳福德不客气地说道：“我想这是皇家海军历史上第一次在敌人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便由海军部亲自下令解散一支护航队。”

     到7月13日，整个PQ-17船队共损失了22艘商船，其中包括15艘美国商船、7艘英国商船、1艘巴拿马商船和1艘荷兰商船，这些船上共有153名海员牺牲，另有1200多名水手被其他商船或残存的几艘护航舰救起。430辆坦克、210架飞机3350辆卡车和99316吨其他物资沉入北冰洋海底。PQ-17幸存的11艘商船在7月9日到28日期间陆续驶入摩尔曼斯克或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其中几艘在新地岛的浮冰中躲藏了好几天，为了减轻重量，苏联油船“阿塞拜疆”号抛弃了船上上千吨亚麻籽油，另一艘美国货船也在新地岛附近将大多数货物抛进了海底。由于PQ-17所遭受的严重损失，英国在当年夏天北极出现黑夜之前停止了护航行动。美国海军对英国舰队撇下其商船独自逃命的行为万分恼火，斯大林则咆哮说停止护航是英国人“用心险恶”和“意志薄弱”的表现。丘吉尔为此遭受的政治损失远远大于他下令PQ-17调头向熊岛航行那么一小段可能带来的损失。

     如果庞德当时作出不同的决策，PQ-17的结果会变成什么样？现在看来，如果要解决1942年初北极护航行动所面临的困难，需要英国（和美国）集中一支以航母和战列舰为主的掩护兵力，以全方位对抗来自水面、空中和水下的袭击。由于PQ-17的惨痛教训，1942年9月出发的PQ-18船队护航兵力包括1艘护航航母、1艘防空巡洋舰、16艘驱逐舰和2艘护航驱逐舰，新竣工的战列舰“安森”号和“约克公爵”号以及1艘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组成支援舰队。即使这样，德国的潜艇和飞机还是击沉了40艘商船中的13艘。可以想象，如果PQ-17船队不解散，仍然会遭到德国人的猛烈袭击，不过其损失率也许不会那么高。

     英国和德国在北极针对护航队的军事行动原本就是一场互相欺骗、互相引诱的意志力竞赛，参谋官员出身的庞德过于迷信纸面计算的结果，过早地、不负责任地提前放弃了这场竞赛，把PQ-17丢给了残酷的命运之神。庞德和金本来应向本国的政治领导人直言相谏，力陈在夏天的北极地区进行护航工作的危险性，并建议在出现黑夜前暂停护航，但是他们谁也没这样做。英美领导人过于屈从苏联压力，谁也没有在送出护航队的时候向斯大林指出这一点：随船沉没的货物不能为苏联所用，商船的损失又会使盟国士气受挫，无益于抗德事业。托维和勃纳-卡特倒是向丘吉尔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却被丘吉尔看成意志不坚定的表现（注2）。

     注2：托维对丘吉尔的影响力因此而迅速下降，丘吉尔曾考虑将托维解职，让地中海舰队司令安德鲁·坎宁安接任本土舰队司令职务，但是遭到坎宁安的拒绝，后者告诉他，“如果托维在海战中战死在舰桥上，也许我会考虑接替他的职位，否则其他一切情况都免谈”。1943年庞德因病去世后坎宁安继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位。

     尽管政治家们常常援引克劳塞维茨的教条，断言军事力量应当服从于政治需要，但是这种对克劳塞维茨学说的片面解释常常带来损失而非收获，1942年的北极护航行动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决策者在做出决定时，必须清楚他手头的军事实力是否足以帮助实现预定的政治目标。当军事力量不足以支持政治需要时，应当将两者的关系掉转过来，调整政策以使其符合军事能力。否则的话，既白白地损失了宝贵的军事力量，又达不到预期的政治目的，而且（如同丘吉尔在PQ-17之后中断北极护航那样）还会带来政治损失。不顾自己手头的军事实力如何，盲目地希冀这些军事力量足以支持自己实现政治目的，是战争中最忌讳的事情。盟军在第厄普的惨败、丘吉尔1943年在爱琴海冒险政策的失败、以及艾登在1956年挑起的苏伊士危机，都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条真理。从这一点来说，PQ-17的悲剧就象一面镜子，时刻提醒着后来的政治家们，当军事实力不足以支持政治需要时，强行使前者服从于后者将会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如果今后的政治家在做出决策时能考虑到这一点，随PQ-17的商船一道长眠于北冰洋泥沙海底的那些海员也就没有白白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