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被纳粹虐杀的婴儿

在第三帝国时代，有上万名在德国服劳役的东欧妇女的孩子被虐待致死。但至今，这还是一场几乎鲜为人知的大屠杀。

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克泽斯娜娃夫人正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布伦瑞克城一家兵工厂擦拭飞机发动机。监工走过来通知她，她的女儿已经死了，她获准下班后可以去看一眼死去的孩子。

眼前的女儿，赤裸着身子躺在一个冰冷的大棚里，已难以辨认。她瘦得皮包骨头，浑身上下长满脓疱，还有臭虫在她的小脸上爬行。这个小生命降临人间仅五周，便受尽纳粹分子的折磨，匆匆离开了人世。

克泽斯娜娃出生于波兰一个杂技演员的家庭。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岁的她和许多同胞姐妹一起被德国士兵强行塞进一辆货车，押解到德国。她是二战期间被迫到德国军工或食品加工企业服劳役的二百万东欧、苏联妇女中的一个。她最初在罐头厂将蔬菜切成小块，后来在军工厂当清洁工，每天工作近十五个小时。

在此期间，克泽斯娜娃与德国青年阿尔弗瑞德彼此相识并爱上了对方。他比她大八岁，因耳聋未应征入伍。二人只能秘密幽会，因为德国人和波兰人的亲密关系是不被周围人所接受的。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在一座专供东欧女工使用的所谓婴儿院，实际只是当地一个旧砖瓦厂的简易大棚里，克泽斯娜娃将小生命玛丽亚带到了人世。这是一个十分健康的女孩，体重四千一百克。

瘦得皮包骨头的克泽斯娜娃几乎没有奶水。当她向产院女主管乞讨婴儿食品时，得到的回答是，接生及食宿费必须自付。可克泽斯娜娃当时一周的收入只有三马克，只够付给亲人寄信的邮费，哪有钱来买婴儿食品。

婴儿院里饮水不足，食物散发着腐败的气息；到处堆集着垃圾和污物，蛆虫在里面自由出入。在一间大棚里，所有的孩子都围着仅有的一个炉子躺着，嘶哭着。他们都睡在小抽屉里，最多只盖一条床单，垫的是浸透自己排泄物的稻草，臭虫在他们小小的身躯上爬来爬去。供给孩子们的一点点奶，不是酸了，就是被护士们偷喝一光。

玛丽亚生下五天后，手臂上便长了红疱，八天时脓疱蔓延到全身。但克泽斯娜娃却不能自己照看孩子，她只能在每周做礼拜时获准去看女儿，且当晚就得送回去。城区的纳粹管理员对她吼叫着：“这是规定，产妇只能在产院待八天，就得回厂干活！”孩子越来越瘦弱，她几次试图冒死带着孩子逃跑，但没有机会。到第三十六天，玛丽亚便离开了她。

降生在这里的小生命就像匆匆来到世间的受难者，饱尝了几天或几十天饥饿、寒冷和病痛的折磨，便赤条条地离开了人世。据当时育婴院的护士和一些目击者回忆，在院子的某个角落经常可见已死去多日的孩子。女主管贝克总是将赤裸的孩子尸体装在纸盒里，堆在育婴院的门口，有时是十个，有时是二十个盒子，一齐被拉到附近的墓地埋掉。

二

上述的育婴院实际是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屠杀东欧女工的婴儿的一个机构，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这里最少有三百六十多个波兰和苏联婴儿被有计划地虐待致死，而这也只是一场有意识杀人暴行中的一小部分。

当时，部分党卫军省党部和工厂主指责一些外籍劳工孕妇要求返回自己的祖国。一位党卫军的高级首脑在他一九四二年九月的月报中写道：保证德国本土的劳动岗位是十分重要的，德国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阻止没有价值的民族的繁殖。

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德国纳粹党卫军头目西姆莱在致信帝国安全总局、党卫军各部队首脑及全体高级警官时，提出了修建“外籍劣等民族婴儿院”的计划，目的是让那些充当劳工的外国妇女能够全力为德国服务。这场大规模屠杀外籍婴儿的暴行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由于只有他们认为是优等民族的孩子才能保留，于是种族和居民管理总局在全德范围进行了一场大检查。将孩子按血缘分成五个等级，按形象分成九个等级。纯粹的日耳曼族后代就进入纳粹党的国家福利院，受到特别照顾，而不是“纯种”的孩子就只能进入那种“死亡婴儿院”。

按照西姆莱的意思，对外官方将这样的机构称为“〔外籍〕托儿所”或“东欧女工婴儿保育院”。但他们私下称其为“杂种收养所”。

西姆莱的命令很快得到了贯彻。一九四三年春夏之际，在德国各地都建起了这种用来接受和快速消除“无价值儿童”的育婴院。人们将其称作：“空空的大棚”。在东欧新占领地区及德国本土一些工业区周围都有这种育婴院。德国《明星》杂志对此曾做过调查，找到了三百多座，实际数目可能更多。不少婴儿院的高死亡率和恶劣的卫生条件都与布伦瑞克城相似。有的婴儿院，东欧女工的婴儿的死亡率甚至达百分之百。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至少有一万以上，甚至可能超过十万波兰和苏联女工的婴儿惨死在第三帝国的这种杀戮场中。由于大部分档案都被消毁，准确的数字现已无法知道。

如此多的东欧婴儿被虐待致死，是德国历史上十分残暴的一章，但至今仍很少为人所知晓。关于这个题目尚无系统的历史专著涉及，大学里也还没有相关的讲座，德国专门研究苦役的学者也仅仅沾了这个题目的一点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