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与第三帝国

愚昧人民，是希特勒的另一个成功的秘诀。希特勒高中时成绩很差，这可能是他一生憎恨知识和教师的个人原因；《我的奋斗》中充满了对教师〔除了他高中时的德国历史老师〕和知识的无情嘲弄和诅咒。在指挥第二次大战的百忙中，希特勒常常与其纳粹党徒一起用嘲笑教师和知识的方式来做片刻的休闲；所以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以一个对科学和技术很无知的人，来指挥一个科学和技术最为先进的民族。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德国也进行过“焚书坑儒”的运动：“焚书”的重点是不符合纳粹精神的其它政治思想和犹太人的著作；纳粹的秘密警察随时清洗那些敢于表达独立的政治见解的学者和记者，以恐怖下的沉默来统一全体德国人民的思想。西方成熟的民主政党总是以理性比较成熟的中、老年人做为争取的对象；与此相反，纳粹党的崛起靠的是年轻人的无知与狂热。穿着褐色制服和高统皮靴，为了纳粹党的利益四处“打、砸、抢、烧、杀”的年轻人一度成为纳粹党的象征。希特勒上台后，立刻统一了全德国的初等教育，规定每个教师必须严格尊守纳粹所制定的教学大纲教学，并宣誓效忠希特勒个人。针对年轻人好激动好运动和不善长思考的特点，纳粹党以持续的和大规模的喧赫游行来在思想上吸引年轻人，以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权力的顺从来消灭年轻人心中理性和良知的萌芽，如一九三四年四月在纽伦堡的一次游行便组织了四十二万人。纳粹的宣传充满了口号和重复，纳粹控制下的教育重视“感情的教育”而约束理性和独立的思考能力的培养。纳粹还牢牢统治着国内的所有舆论，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上台之际便说过不能让新闻自由这样的东西来搅乱德国人民的思想。这种“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是真理”式的宣传果然改变了整整一代德国人，使他们成为纳粹手中可靠的杀人机器。

然而，文化水平与选择法西斯主义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虽然法西斯主义利用的是人们的偏狭和无知。最先公开鼓吹德国应重新成为军事强国的除了原德国军人〔希特勒本人于第一次大战后便在慕尼黑做镇压民主运动的德国军队的喉舌〕外还有少数大学里的教授，如出版于二十年代初期以向民族主义右翼争宠为目的的《第三帝国》。德国本是民族主义的发源地，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便是为神权之后的专制寻找统治的依脱，民族主义在德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德国是普法战争后欧洲的后起的国家〔十八世纪仍然靠出口雇佣军赚外汇〕，德国本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便是在专制下进行的。许多有良知的德国知识分子如马克思和海涅等对一般德国知识分子在专制面前的软弱和合作甚至争宠，有着无情和无奈的批判与嘲弄。德国的知识分子因此很“致用”而不关心人类现代化中人权与民主的“体”，故日后能够带着微笑来欣赏希特勒以暴力强奸德国的理性、人权和民主制度。对于他们昔日的老师英、法，当时的德国知识份子普遍地既自悲又自傲，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便成为他们摩仿和复仇的锲机。魏玛共和国时代，许多学者沉浸在对德国昔日荣光的回忆中，特别推崇向外扩张最剧的菲列特大王和威廉一世，可谓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不谋而合。经济危机一来，许多学者自然地认为：由于德国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德国应以专制来取代民主制，因为德国的黄金时代是专制，德国成功的关键是秩序；而民主和议会只给德国带来混乱。这样的论点终于为魏玛共和国后期的德国军方所采用，尝试根据宪法“紧急状态”的条款，建立一个绕开议会的超人政府，为希特勒上台拉开序幕。第三帝国时期，高学历的学者们积极地投身于纳粹运动，如具体指挥屠杀欧洲犹太人、吉普塞人、斯拉夫人及其它民族的九个人里，有两位博士、两位双料硕士、一位硕士、其它均是大学毕业。一位历史学家面对那段历史写下了他的困惑：“我想不到在一个有那么多大学和学者的地方，在那个人民如此彬彬有礼和有教养的地方，会产生第三帝国这个怪物。”

希特勒本人热爱古典音乐。他上台后，以官方化的古典音乐和纳粹党的战歌来取缔“有惰落的犹太文化影响的世俗音乐”。其实，在古典音乐创生的十六世纪里，正统的宗教音乐便将古典音乐视为“伤风败俗”的“世俗”音乐。一些有很高造诣的音乐家便与纳粹合作，以音乐来为战争打气，让美妙的古典干完全违背其内涵的工作。德国纳粹也常以如此“高尚”的大众文化来宣扬第三帝国的优越。后人挖苦说：第二世界大战在德国，是在美妙的古典音乐的背景下进行的。古今中外的暴君，在血腥镇压的同时，往往也爱做大众文化的法官，并以唯一“好”的艺术来鼓吹修明；专制艺术的借口往往是“反对精神污染”。可见，在大众文化方面，自由远比品味更为宝贵，统一远比低俗杂乱更为危险——人民一旦失去了表达的能力、选择的能力和判断的能力，“高尚”的艺术便只能成为替暴君们掩盖血腥的鲜花；而此时杀人的教育只要是包上了“革命”或是“爱国”的外衣便能成为摧毁人们心中道德和良知的“高尚”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