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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特勒与第三帝国

  • 作者:史云  来源:二战  日期:2006-9-14 16:29:57  浏览:
  • 希特勒更是德国上流社会的朋友。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开列过一个“政党”成功的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枪杆子支持,二是能发动一大批能够使用暴力的群众,三是能与上层勾结。希特勒反犹和灭犹,除了用“种族斗争”来扑灭德国人民心中的道德之火外,经济也是另一个重要的目的;许多与纳粹党勾结的德国资本家都靠“排犹”而暴发。希特勒与德国上层的关系,可以希特勒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处置而见。德国工人阶级有着长期的工会传统,于十九世纪便争取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福利系统,德国工会在经济上为工人争取利益的行动更使资本家们憎恨。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一个月,便利用纳粹的冲锋队查封了全德国的工会,归定纳粹的工会为德国唯一的工会〔该工会甚至无权过问劳资问题,大概只能发发电影票〕,并任命了一个当时纳粹党中少见的长期的酒鬼做纳粹工会的主席。在没有工人自己工会的情况下,德国的资本家攫取了巨额的战争工业的利益,而德国的工人却长期忍受着所有战争的苦难,拿着“战时工资”和“战时配给”在敌人的炮火下拚命工作。纳粹党更是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斯拉夫人和战俘交给资本家做工业奴隶,由德国军人看管,劳动力损耗后便枪毙掉了事。德国的资本家们支持纳粹和战争也是不遗余力,多数资本家本人便是纳粹党徒。纳粹党甚至于一九四四年七月通知德国的资本家们德国战败已成定局,让他们向瑞士转移资本。从希特勒与德国资本家的合作中可见国家政权与资本结合牟利的邪恶与危险——虽然纳粹党的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虽然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口口声声地声称纳粹党代表着德国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

    民族牌一直便是德国政客所好。魏玛共和国建立的时期,社会民主党人借用德国军方的力量镇压了德国的左派组织,而德国军方所支持的正是代表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二十年代初,德国陷入经济危机,德国的民族主义尘嚣日上,魏玛共和国的政客便向西方游说德国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德国的经济造成的,以此争取到了大量的投资贷款和对根据凡尔塞公约德国应付债务的减免。经济的复苏,使德国尝到了民族主义的甜头,左、中、右翼均主张对西方应该更加强硬,民族主义更加高涨。三十年代初,德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纳粹党兴起,民主制陷入危机,魏玛共和国的政客再次游说西方,说德国的民族主义是由于外国驻军的刺激,以此说服了西方全部撤除驻军、部份地解除对德国的军事限制、并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在民族主义的风气下,魏玛共和国从未检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原因,相反,反悔承认东部被割让过的边界。这为日后希特勒以民族主义挑起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

    有对“普鲁士昔日荣光”的盲目回忆,有对独裁和超人治国的幻想,有对“民族国家”的坚定信念,有对其它文化和其它民族的怀疑和憎恨,有对“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大量利用——危机一来,德国人民自觉和自然地选择了法西斯主义。

    希特勒上台一个月后,便以“国会纵火案”为借口,终止了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废除了魏玛共和国的法院;纳粹党接管了报纸和电台,并指挥冲锋队员横扫每一个德国城镇的大街小巷,消灭了共产党、社会党、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工会组织、有地方倾向的地方政党和其它政党,以官方的教会替代民间的教会,并规定纳粹党是德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党。然后,通过一次清洗在肉体上同时消灭党内的竞争对手和魏玛共和国后期参过政的军人们。对于法西斯治下的国家机器,同代的人的记录如下:“当局可以无限制和无限期地拘捕人,拘捕后可以并不通知被拘捕者的家人,也不允许其家人或律师探监或过问其罪名。当局随意地处置被拘捕者,如:以折磨为目的的苦役、恶劣的食宿条件、强制性的认罪和讴歌当局、普遍的刑讯和随意的枪毙……”。在纳粹统治的十二年内,有六百万人死于纳粹的的集中营,其中有十几万人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他们构成了纳粹集中营和毒气室里的第一批遇难者。希特勒是那样地关注“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在与苏联斯大林的交易中,“国会纵火案”后避难苏联的德国共产党骨干,与波兰、巴尔干、及波罗地海延岸国家的领土一道成为做交易的筹码。在希特勒强烈的“个人”要求下,苏联外长莫罗托夫亲自将近百名德国共产党员送到柏林做见面礼,其中包括几十位德共中央委员和已被纳粹德国长期单独监禁的德共主席的流亡在苏联的夫人。英、法、美等民主国家对希特勒在德国国内暴政问题上的纵容,和引火烧人的斜念,扫除了法西斯德国挑起第二次大战、入侵十几个国家,灭绝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六百万人类同胞的第一个障碍。可以说,法西斯的一切暴行,是以消灭了国内的反对派为前题的。

    一九三三年,第三帝国诞生之时,处在欧洲民主国家的包围之中。许多国家在第一次大战中受到过德国的侵略与蹂躏,对第三帝国怀有戒备之心。对第三帝国的共同防御,构成了希特勒实现其目标的第二个障碍。那么这个障碍是如何不攻自破的呢?希特勒在外交上也很有手腕。

    首先要谈一下希特勒的外交观。当时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在热心地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和约《凡尔塞公约》的不公正。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对此的回答是:“假如我是法国人,并且假如我也像爱德国那样地爱法国,我也会去像法国那样强迫战败的德国签这和平的条约……凡尔塞公约的坏处不是不公正,而是对德国不利不便;对德国有利有便的条约便是好条约,反之,对德国不利不便的条约便是坏条约。”“国际间本来没有什么公正,只有永恒的利益。”希特勒上台后,他对德国外长的训令便是:“一切外交都要以军队和战争作为后盾。”“一切条约和承诺都要让位于至高无上的德国利益。”希特勒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希特勒正是以他个人的数次多变的承诺,打破了受德国侵略过的国家对纳粹德国的防卫包围。

    首先,希特勒采取“远交近攻”的方法,试图与大英帝国结盟。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评价说:大英帝国是最有价值的潜在盟国,其对生存空间的开拓最值得德国学习;未能和英国结盟,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第一次大战中的第二个错误。在叫嚷“要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同时,希特勒多次承诺不寻求重新划分海外殖民地、不寻求海军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和不寻求改变世界市场的已有秩序。希特勒曾多次成功地抛开法国与国际联盟,与英国私下达成共识。英国虽然没有加入纳粹德国的联盟,但在希特勒承诺的感招下,长期和持之以恒地坚持“绥靖”的外交政策,数度与其盟国法国在外交上搞不合作,巩手相让西班牙战场,不惜为希特勒拉下脸危胁盟国捷克割让四分之一的国土和很大部份的外交内政权给德国,对构合反法西斯联盟十分消极,并最终把希特勒一纸“不与英国开战”的白条当救世真言。直到英、德宣战后,英国首相张伯伦仍然试图通过高层间的直接接触来“最后理喻”希特勒;英、法军队在大战开始后,仍然消极观望而错失良机,开战后几家英、法右派大报的标题甚至是“你愿为波兰人去死吗?”。直到英国在欧洲本土做壁上观的主力部队被纳粹德国的军队以闪电战的方式大量歼灭后,英国人才猛醒。在希特勒的外交政策面前,大英帝国与亡国,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其实,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已经说过:“向西夺取法国,只是德国宏伟的战略目标中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