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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第三帝国——第三帝国的宗教政策

作者:孔塞缪来源:德国军事中心日期:2006-9-14 16:30:00 浏览: 次

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将这个主义看成是一种宗教；这种制度成了衡量各人的绝对标准，即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及元首。这个定义不仅为我们了解各个宗教团体与纳粹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也为我们掌握纳粹政权的实质提供了有用的基础。纳粹党反对教会的斗争根本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来源于纳粹主义观念。举例来说，这种对抗不能与19世纪时暂存在的国家与早已存在的宗教之间的斗争相比拟。纳粹党将纳粹统治的国家看成是他们的宗教，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是转变到新的一种形式”。（这里我们发现纳粹主义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有一个基本不同点。法西斯主义更多地是一支纯粹的政治力量，因为它只不过需要教会与之合作，或者至少对之加以默认）

希特勒虽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里，但他在早年即已放弃传统的宗教信念。然而，希特勒对保持近两千年经久不衰的宗教影响是非常嫉妒的。和尼采一样，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尊重天主教会缜密的组织结构，例如等级制度、耶稣会，甚至包括禁欲观念等，事实上还包括强制执行纪律和树立权威的所有内容。希特勒认为，教会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原因是牧师行使权力和统治群众的技巧非常高明。他认为这是纳粹党应全力仿效的一种模式。

希特勒对新教毫无兴趣。新教分成无数教派使他非常反感，这样的宗教使希特勒感到厌烦。他让他的助手们来处理有关设置神秘莫测的圈套和举行纳粹党秘密仪式等事宜。纳粹德国于1935年成立了文化事务部，但在1937年以后，希特勒却拒绝汉斯·柯尔出任典礼部长。希特勒与教会的关系是机会主义的。如果出自政策的需要，他可以迁就教会的官员，因为这些人对人民（特别是乡村的人民）是有影响的，正如他在1933年批准与教皇庇护十一世订立宗教事务契约那样；他于同年上台时举行了虚伪的宗教仪式；以及在军队中保留了牧师。

希特勒的看法与纳粹党主要的意识形态专家罗森堡的看法迥然不同。希特勒甚至以从未读过《20世纪的神话》一书而自诩。然而他在过去只是蔑视“剃光头的僧侣”，他认为这些人只关心钱，总是设法欺骗那些轻信的人。在1933年年底以前一个短暂时间内，希特勒相信，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即将犹太人清洗出去的基督教）可与雅利安民族至上的信念结合在一起。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幻想而已，以后他对基督教的嫌恶与日俱增。从希特勒许多公开发表的声明当中可以推断出，他打算在第三帝国击败其敌人取得最后胜利之后与教会和解妥协。

但是，纳粹德国官方的表面态度完全不同。纳粹党党章第24条规定：“所有的宗教派别只要不危及国家的安全或不干涉德国的传统和习俗，我们要求给他们以自由。本党支持纯粹的基督教，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不从属于任何教派。”

这里我们又发现他们使用了“纯粹的基督教”这个名词，它吸引了许多基督徒和教会中的各级人员。“纯粹的基督教”可泛指任何事情，事实上它完全是一句空话，以掩盖纳粹制度对基督教固有的敌视。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以后于1933年3月23日在一篇演讲中重申，“我们国家的政府将支持和保卫我们国家力量赖以存在的基础。政府坚决保护基督教，它是我们全部道德风尚的基础；坚决保护家庭，它是我们人民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但在同一年他又说：这两种信念都是没有前途的。对德国人来说，至少法西斯主义可以与教会相安无事，我也可以作到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这样作呢？但这决不能阻止我在德国彻底消灭基督教。一个人要么是个基督徒，要么是个德国人，他在同一时间内不能二者得兼。

事实上，在纳粹党攫取政权以后，与教会的斗争便立即开始了，各个宗教团体成了打击的首要目标。如果这些宗教团体不自觉自愿地请求与第三帝国的各个单一的社团合并，那它们将会被强迫解散。这样一来，中央党、一些专业团体、基督教联合会及青年运动组织等相继被查禁。在新教中推行思想一体化的步伐要比在天主教中推行这种一体化快得多，因为对天主教来说，与教皇订立的宗教契约给他们提供了某些保护，并给头脑发热的纳粹党的下级人员泼了一盆冷水。1935年德国占领萨尔以后不久，纳粹党毫不迟疑地要求斯皮尔和特里尔两地的天主教主教在全体教徒中运用他们的影响，并且开动全部国家宣传机器，要求在社会生活中反宗教忏悔。纳粹党藉口宗教团体永远会使国家意见不合，反对国家统一，从而镇压残存的宗教团体，并没收它们的财产。

分别隶属于几个区教会的路德派教徒于1933年5月被迫在全德国选举一位主教。他们选出的是弗雷德里希·冯·波德尔施温格牧师，但他在几个星期以后便让位给一个纳粹党党员了。国家对路德教会纳部事务的干预（路德教会比天主教会更易受到国家的干涉），使得“精神教会”诞生了。1935年，第三帝国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逐渐使基督教会接受国家统治的部。政府干预国家宗教生活的事已遍及各地。1935年7月26日，梵蒂冈出版的《罗马观察家》报抱怨说，在德国又恢复了文化斗争。1936年以兑换货币为罪名开始对僧侣和高级宗教界人士审讯。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向下属教会发布了一个“在焦虑中”的通谕。为此，纳粹党于1937年进行了报复，对僧侣们进行道德审判，以揭露“女修道院和寄宿学校内的腐败现象。他们在同一年剥夺了僧侣在学校内教授宗教课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力在与教皇订立的宗教契约中是得到保证的。第二年，德国所有的宗教学校和大学里的神学教授遭到了镇压。

整体战为惩治宗教提供了新的机会。德国采取的征用措施，迫使德国，尤其是被占领国家内的许多女修道院关闭。马丁·鲍曼于1941年6月在一份秘密的备忘录中，命令纳粹党省分部剥夺教会和僧侣对教区居民施加影响的最后手段。这份备忘录接着说道，“这样一来，只存在人民，帝国的前程就有保证了。”

虽然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包德里拉尔枢机主教受到了纳粹党宣传的影响，于1942年呼呈进行讨伐，以拯救西方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但是希特勒直接了当地拒绝了弗郎兹·冯·巴本关于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俄国的请求。这位德国元首说，“让传教士活动的想法，使人不禁想起那个老骗局，因此完全不能加以考虑。”希特勒又说，“允许基督徒进入俄国，只是向他们颁发了手执牧羊杖和十字架向死亡进军的通行证。”希特勒的这种虚伪和含有敌意的态度从未改变过，尽管从国家利益出发，战争是需要停下来了。

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德国不准备全部消灭教会。我们从纳粹党瓦尔塔省分部所执行的政策方面可以看出消灭教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活动，鲍曼将这个省当作全面与纳粹主义相结合的试验场所，并将其当作最后解决宗教问题的范例，即将新教教会降格为一种私人公司性质的团体，完全听任第三帝国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