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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第三帝国——第三帝国的宗教政策

作者:孔塞缪来源:德国军事中心日期:2006-9-14 16:30:00 浏览: 次

教会作出的反应

天主教会

教廷

梵蒂冈和罗马为了取得谅解，自1926年开始举行谈判，双方于1929年签订了拉特兰协议并订立了宗教契约，从而谈判宣告结束。但是，在天主教行动组织支持下联合起来并摆脱了墨索里尼控制的各个独立天主教组织的存在成了不断引起麻烦的原因。1929年以后，教皇庇护十一世试图与法西斯主义达成临时性的协议，这在某些方面对教皇具有吸引力。但是教皇对意大利领袖的一篇演讲提出强烈抗议，因为墨索里尼在演讲中要求对意大利青年的教育实施控制。庇护十一世于1931年6月29日颁发一篇“朕不需”通谕，谴责法西斯党垄断教育的要求，表明了法西斯党与教廷关系的恶化程度。在德国的一些主教的鼓动下，在“进行了内部斗争之后”教皇于1933年7月20日（希特勒上台只有几个月）与纳粹德国订立了宗教契约。梵蒂冈教廷于那一年圣诞节谴责了优生学；第二年它又谴责了种族纯化论。梵蒂冈于1935年谴责了德国的反基督教行为。1936年，纳粹德国查禁天主教青年组织一事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应。在德国各主教的配合下，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布了一份“在焦虑中”的通谕（由慕尼黑主教富尔哈柏阁下笔录，并经梵蒂冈国务部长、帕切里枢机主教修改），这份通谕的印刷和发送都是秘密进行的，并于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在所有德国教堂的祭坛上宣读。教皇在通谕中谴责纳粹德国奉行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政策，谴责它狂热地、毫无掩饰地崇拜武力，并支持一种“新的、野心勃勃的异教”。德国试图“利用强制性的、隐蔽或公开的办法，通过威胁恐吓，许以经济、职业和公民方面的好处等措施”，引导德国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宗教。教皇的通谕接着说，“这些革新者卑劣地将基督徒的谦恭态度说成是自我堕落，他们盛气凌人的高傲态度招致人们的奚落”。教皇庇护十一世在圣诞节那一天总结说，“德国已进行了公开的迫害，他们的恐怖行径达到空前的程度，还伴之以野蛮、暴力、威胁和欺骗。”

1938年4月30日，也就是希特勒到达罗马的前三天，教皇从外交上考虑，离开了意大利首都。教皇的发言人说，“罗马的气氛使他（教皇）感到厌烦”。教皇离开罗马的公开原因是，他拒绝参加“为敌人准备的于基督的十字架前在胸前划十字的礼赞仪式”。教皇得悉意大利可能从德国引进反犹太法时，他曾三次（7月21日、25日和28日）于不同的场合谴责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同年9月6日，庇护十一世在一些比利时的朝圣者的面前宣称，“我们不可能参加反犹太主义活动，我们在精神上是犹太人”。教皇原本要颁发一份谴责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通谕，但未能发出。庇护十一世于1939年2月10日逝世。

他的后继者，庇护十二世于战争爆发前几个月选出。新任教皇不仅是一位第一流的外交家，而且对德国的情况极为熟悉，因为他在那里任教皇使节达十二年之久。庇护十二世是1933年与德达成的宗教契约的缔造人，由于纳粹德国经常违反这个契约，他在外交上与德政府进行了多年艰苦的斗争。1937年他数次想废除这个契约，并让梵蒂冈召回他这个教廷使节，然而他还有另一个想法，即他不愿让教会失去通过外交途径与德国政府进行联系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很少。

庇护十二世于1939年5月向希特勒建议，举行由列强参加的和平会议。他在8月21日又提出举行国际会议讨论世界上的主要问题。8月24日，他发布了一份祈求和的宣言，他说，“和平不会使我们失去任何东西；然而战争却会使我们失去一切。”庇护十二世最后于8月31日恳求德国和波兰政府不要采取使危机加剧的行动。但是战争一旦爆发，他也只能表示希望双方能遵守有关对待平民和战俘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协议，以及遵守禁止施放毒气的规定，舍此别无其它作为。

庇护十二世在1939年9月中旬之前，对波兰问题一直保持缄默，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和平问题正在讨论的过程中。但是到了月底，他将梵蒂冈电台交付格涅兹南地区枢机主教赫隆德大主教使用，并向设在昂热的波兰流亡政府派遣了临时代办。

1939年10月20日，庇护十二世在他第一份“教皇职”通谕中宣称，“许多人的鲜血（包括非战斗人员的血）引起了人们，尤其是亲爱的波兰人民的极端苦恼。……波兰人民有权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同情，……他们正在等待按照正义和真正和平的原则复兴国家的时刻。”教皇在5月份指出，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对和平的机会作出响应；将战争限定在一定范围以内和减轻暴行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然而，实现和平的机会没有了。从外交上阻止意大利参战的努力失败了。教皇只能在宗教和慈善事业方面尽其所能，来援救和保卫天主教的各个机构、学校和女修道院，并且安慰受到苦难的个人。那个时候，他给德国和波兰一些主教的信与教士们给其教区内人民发出的信件是一样的，表示了他的同情，对他们的处境十分怜悯并且进行了安慰。此外，除了信赖上帝以外同，再也无所作为了。

然而，他还是做了更多的事情。他鼓励德国的主教们在讲道时，要宣扬宗教信条应超越种族、信念和国家之上。教皇从1940年开始将其工作重点放在“战斗性教会”上，而不是放在梵蒂冈的外交事务上。他赞扬了明斯特主教关于反对无痛苦致死术的布道。教皇从这件事知道，在德国仍然有人能够公开地和勇敢地发表不同的意见，教皇于1941年9月30日写道，“象冯·加兰阁下那样勇敢的人永远会得到我们的支持。”不过他并未想到这样作究竟有什么用处。教皇在2月20日写给维尔茨堡的艾仑弗里德主教的信中叙述了他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他说，“当教皇认为需要大声疾呼的时候，人家却告诫他要忍耐和保持缄默；当他认为需要采取行动和援助的时候，人家却告诫他要静以和等待”。庇护十二世1943年4月30日写给他的朋友，柏林的普莱兴阁下的信中扼要地列举了他要作的事。他说，“我们授权当地的神甫：权衡对方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危险程度，以决定主教团公告中施加压力可能采取的手段；或者因战争期间或战争气氛的关系以保持缄默为宜”。

教皇以默不作声的办法来防止对方作更大的坏事，但按其本意而言，他是想打破这种缄默局面的；或者他用模棱两可的词句和轻描淡写的责备来达到以上的目的。这样作究竟是软弱无能，还是玩弄花招呢？但哪一种解释都不足以说明，教皇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处境使得他对某些事只能表示遗憾或用温和的言词进行责备而已，正如他在1939、1941和1944年圣诞节文告中所作的那样。此种处境还迫使他将许多梵蒂冈支持的人道主义团体保持原封不动，正是这些团体在意大利和其它地方挽救了数以千计的人。今天的历史学家可以提出证据，教皇的政策事实上确曾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严肃谴责纳粹党的罪行本来也可能会减轻那些天主教徒因教皇“保持缄默”而在良心上感到的不安，然而这也可能会使那些在纳粹党迫害下的天主教徒受到伤害。另一方面，教皇从未发布过论及个人良心上的责任，有不服从不公正命令的权力或基督徒有权与犹太人团结在一起等的通谕或书简，这个情况可以被认为是逃避责任。但是，这种争论，更恰当地说，应属于天主教徒自我检查的范畴，而不属于历史学家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