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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第三帝国——第三帝国的宗教政策

作者:孔塞缪来源:德国军事中心日期:2006-9-14 16:30:00 浏览: 次

德国

德国教会领导集团在1933年以前曾数度下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纳粹党。然而在纳粹党掌权以后，它便改变了立场。希特勒于1933年3月23日批准尊重基督教的两大信念，以此来吁请天主教徒支持将于3月28日成立的新政府，教会领导集团对此作出了响应。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教会领导集团又试图在基督教道德良心的范围内与政府忠诚合作。德国的一些主教根据这种精神，于1933年2月20日与帝国政府缔结了宗教契约，即使到后来纳粹政府公然违反这个契约时，教会领导集团依然继续遵守这个契约的规定。但那些主教们对当局的迫害没有采取具体的（公开的或巧妙的）措施。首先，这些主教们没有弄清国家和政权的区别，因此无法采取措施。主教们的性格和年龄也是形成那种局面的因素，例如，布雷斯劳地区的枢机主教、主教团会议主席贝特拉姆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老人，他一直规避作出决定。基督教的各种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衰落而无人信奉了。当纳粹德国区分雅利安人种和非雅利安人种的法律付诸实施时，教会的领袖们却默不作声。德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和1938年11月迫害犹太人的打砸抢暴行（参见反犹太主义）均未提出过抗议。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的大主教范·罗依枢机主教在教皇庇护十一世的敦促下，谴责了德国的种族暴乱，此外，维尔迪耶枢机主教在一封致教区教友的信中支持了罗依枢机主教的抗议行动。

教会的领导集团处于腹背受敌，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要拚命挽救受到纳粹政权威胁的宗教团体；另一方面它又无法指望属下领圣餐的教徒们自觉地反抗德政府在政治和宣传方面发起的进攻。此种情况使得德国主教团畏首畏尾无法作出决定。战争是一种使国家统一团结的力量，因而使得公众不能提出抗议，它甚至使人们私下也不敢反对，而这种私下反对是当时仅有的一种表示异议的方式。当时表现卓著的教会官员有：以采取具有远见的政策而著称的艾希斯塔特教区（1935年后柏林教区）的普赖辛格阁下；以具有不妥协的坚定精神和协助犹太人而著称的科隆教区的舒尔特阁下；以抗议政府迫害女修道院和在1941年（战争高潮时期）反对对患精神病的病人采取无痛苦致死术而著称的明斯特教区的冯·加仑阁下；以及慕尼黑教区的富尔哈柏阁下。只有一位主教，那就是罗登堡教区的斯波罗尔阁下于1938年被驱逐出主教管区，原因是他拒绝参加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的投票活动。这位主教在梵蒂冈的保护下，摆脱了加在他身上的压力，但直到第三帝国垮台之后，他才回到原来的教区参加工作。

冯·加仑阁下的布道以及保护宗教物品和保护受到纳粹党攻击的道德原则等行动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布道讲稿被印刷出来并秘密地传至所有的国家，甚至还传到了前线。德国政府认为，这是几十年来攻击政府事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冯·加仑在公众中享有的盛名为他提供了保护，纳粹政权不敢轻易对这位明斯特教区的主教采取行动。加仑主教的布道取得的直接效果是，希特勒于1941年8月28日决定停止对病人实行无痛苦致死术。德国主教中没有一个人被送进集中营，虽然纳粹政权考虑过将加仑主教送进集中营，但后来认为这是一桩鲁莽的行动而未果。如果说德国教会官员总的态度对解救人民的苦难没有起到作用的话，那么他们对纳粹的迫害不断地保持警惕、对纳粹的宣传持反对态度以及对“天主教物品”的保护等，都成了在集权主义国家的黑暗中引导人们进行批评的灯塔，这也可能是接近群众的唯一办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关于教会放过了一些报复机会的印象更加深了。如果情况果真是那样，那也是因为天主教所处的特殊情况造成的，他们被认为是二等公民。造成那种情况的原因还有：两个基督教会发自内心析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对政府天真的信赖（当时德国国内的典型情况）以及对《新约全书》内《罗马书》第13节的误解。

实际上，教会给予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或被搜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授助是很巨大的。尽管这种援助主要是给天主教徒的，但在个别情况下，教会也曾给过非天主教徒这种援助。随着战争的压力日益增大，被压迫人民的不满情绪增长了，对别人苦难的敏感性也增大了。反映这种情况的统计数字很难获得。天主教团体中拒绝与政府合作的头面人物和积极分子不断地遭到警察的监视。在战争期间，这些人均被逮捕，不经任何正式手续便被粗暴地送进了集中营。有400－500名德国和奥地利的修道士未从集中营出来，当然，世俗人死在集中营内的就更多了。遭到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当中最出名的有：柏林大教堂教长贝纳尔德·李希坦柏格阁下，他因组织公众为犹太人祈祷而被捕；基名的和平主义者、泛基督教主义者M.J.梅兹格尔神甫；以及慕尼黑耶稣会士P.R.梅耶，他没有被关进集中营，仅因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废退伍军人。还有几位天主教徒在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企图中充当了次要的角色，这次暗杀是德国军方策划的（有两名修道士是克莱骚集团的成员，他们参与了这件谋杀案，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告发了另一个人的密谋，最后两人均被处决）。

总的来说，德国天主教会的代表们在鼓动人们在政治上反抗政府方面，与新教教徒相比并未作更多的事。在与德国地下组织接触方面，教皇庇护十二世与德国主教们相比顾虑要少得多。德国教会小心翼翼地将其反抗行为限制在宗教的范围以内。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防止政府对他们的行动产生“政治上的”误解；部分原因是对《新约全书》中《罗马书》的使徒圣保罗行传第十三章的自以为是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教徒要效忠于国家。

然而，将这种主要表现为宗教上的反抗活动所产生的政治后果看作是无关系要的小事，那就错了。由于天主教会的宗教集会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因此它是批评国家和纳粹党首领的核心力量。虽然教会未能发动反对纳粹党的革命性进攻活动，但它是抗衡纳粹宣传的一种力量。纳粹党对教会的各种动机持极端怀疑的态度，密切地注视它的行动。从德国警察的一些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纳粹政权对宗教界的反抗活动是何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