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德国历史网摘 >> 新秩序 >> 教会与第三帝国——第三帝国的宗教政策

教会与第三帝国——第三帝国的宗教政策

作者:孔塞缪来源:德国军事中心日期:2006-9-14 16:30:00 浏览: 次

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土里

1937年以前，奥地利的天主教会对纳粹主义发出过多次警告。在1933年12月发表的一封主教写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中，谴责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疯狂性。这种疯狂性直接导致或势必直接导致种族仇恨和国家之间的战争”。1938年德奥政治合并之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使得这个国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维也纳的枢机主教因尼茨尔急切地期待希特勒的召见，并于3月21日要求教徒保证毫无保留地效忠于新政权。后来他被教皇庇护十一世召到罗马（教皇对其十分冷淡）。这位枢机主教在《罗马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对纳粹过分热情的立场上稍许后退了一些。那一年岁末，纳粹党的政策照例从合作转向几乎彻头彻尾的迫害。未曾与奥地利订立宗教契约的教会除了保有布道的权力外，其余的一切均被剥夺。随后便进入了与教会斗争的高潮阶段，前天主教政党的成员和基督教工会等概莫能外。下级传教士遭受的苦难最深，有115名传教士不是死在集中营，就是被枪决。在1938至1942年期间，大约有30万奥地利人因厌恶教会领导人屈服于希特勒和纳粹党而正式与教会脱离关系。

在其它被占领的国家内，天主教会的态度一般来说，视它所保卫的人民在反抗占领军的斗争中的态度而定。许多女修道院和宗教机构掩护了犹太人和从纳粹德国跑出来的逃亡者，特别是抵抗运动的士兵。在比利时，人们曾对向德国输出工人、迫害犹太人、拘押人质以及其它暴行提出过强烈抗议。许多传教士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抵抗力量服务。马林教区的枢机主教范·罗伊曾下令宗教团体隐藏犹太人。列日教区的柯克霍夫斯阁下使这些犹太人受到热情接待。卢万天主教大学校长范·魏安伯格阁下坚决反对德国干预大学的行政管理的任何企图。1943年6月4日，他因拒绝提供送往强制劳动营的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名单而被逮捕。许多天主教青年俱乐部在抵制德国想方设法诱使其成员效忠于他们方面卓有成效。即将担任枢机主教的加迪让（他曾于1942年首次被投入监狱，在比利时解放之前又险遭第二次逮捕）组织了许多活动，使比利时的青年人不被送往强制劳动营。

荷兰的主教们对入侵的德国人一直持憎恨态度。他们宣称，纳粹党党员与一个天主教会的领圣餐者的身份特性是不相容的。一个领圣餐的人参加纳粹党可能成为剥夺他们领取圣餐的理由。基督教社团给予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帮助是十分有效的。荷兰的主教们为了与其基督教派配合行动，于1942年取得了德国专员赛斯－英夸特的让步，即祖先为犹太人但在1944年1月1日以前受洗的天主教徒均将不予驱逐出境。但是因为主教们的要求和赛斯－英夸特的回答是一起发表的，基督教的其它派别一致同意不采用这种方式，于是纳粹党便采取了报复行动，首先将那些犹太天主教徒驱逐出境。荷兰主教们的英勇行动及其悲剧性的结局，在国外，尤其在法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在德国占领期间，荷兰的教士当中以加尔默罗会白衣修道士梯塔斯·布兰兹马神甫表现最为突出，他曾在内伊梅根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过天主教会的顾问。他被放逐到德国的达豪集中营，并在那里英勇地死去。

法国在1940年战败以后，教会团体内的善男信女们分成的派别决不比教会以外的同胞们分成的派别少。有些法国人忠于维希政府，有的则忠于戴高乐将军（这是第一批抵抗战士，对于他们来说，憎恨纳粹是他们至高无上的感情），但对大多数法国人来说，究竟效忠于哪一方，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那些因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缺陷感到失望的教会人士将维希政府当成了庇护所。这些人认为，法国被德国击败是法国政府搞无神论和老于世故的必然结果。某些传教士将贝当看作是法兰西的大救星。维希的善于谄媚奉承的天主教徒大多为与“法兰西行动”有密切关系的天主教右翼各阶层。与德国直接合作的传教士的数量是微乎其微的，在这极少数人当中有一个便是卢普教区的马约尔阁下，他是参加了“法国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团”的神甫。天主教领导集团与大多数法国人一样，对贝当抱有感激之情，因为正如贝当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使得他自己成了赠送给法兰西的礼物”。此外，维希政府希望达成的全国性的改革看来与基督徒的基本美德是并行不悖的。里昂教区的枢机主教该尔利叶说，“他们的座右铭是‘工作、家庭、祖国’，这和我们的座右铭是一样的”。维希政府在两个方面改变了指导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法规，这对共和国的官员和世俗人士也都是十分重要的。政府批准在国家的学术机构内开设教义问答课，并把这门课程列入课程表。教会学校将获得津贴补助，家庭担任圣职的办法将受到鼓励。与法国前几届政府执行反宗教的政策相比，维希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无疑会受到人们的赏识。这些措施对教会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故教会领导机构作出的响应是，确认维希政权的合法性。几名传教士陪同教会的正式代表沙博里阁下到达维希，他们期望能说服新政府执行某些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忽略了的计划。

虽然主教们与维希政府的关系起初是很诚挚的，但当他们与维希政权的分歧公开化之后，他们的关系便终结了。他们之间的第一个分歧是关于青年人的问题。在一封教会领导集体写的信中，宣布他们反对由政府主办的青年组织。但在维希当局执行纳粹党制定的反犹规定之前，双方就此问题并未终断关系。首次抗议是盖里阁下以枢机主教盖尔利叶的名义，于1940年12月提出的。里昂的神学部于1941年6月1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大声疾呼地反对1941年6月2日制定的反犹法，说这个法令是不公正的。当1942年7月，迫害犹太人的活动在巴黎达到高潮时，整个教会都起来反抗，共同向政府提出抗议。地下出版机构散发了教区书简，特别是那些由里昂教区的盖尔利叶枢机主教写的书简。因卢兹教区的萨利叶日阁下和蒙图班教区的特阿斯阁下曾多次提出强烈抗议。特阿斯阁下大发雷霆地说：“在巴黎有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遭受最野蛮、最残酷的虐待。在我们教区内，我们被迫面对这样一种凄凉的情景：家庭解体，男人和女人遭受侮辱、受到监禁并被送往极端危险的不明地点。人们会听到一个基督徒发自内心的愤怒的抗议：我宣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是雅利安族还是别的民族，都是兄弟，因为他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种族和宗教信仰，都有权受到个人和国家的尊重”。有组织的援助（其中天主教援助机构起了主要作用）使在法国的二十万犹太人未遭受苦难。

里昂成了天主教反抗纳粹政权的温床。在萨利列日阁下的鼓动下，图卢兹鼓励和援助了抵抗力量。当自由出版机构在占领区消失，非占领区内的新闻检查加紧之后，地下出版机构愉快地恢复了向公众传播事实真象的活动。秘密发行的天主教刊物有：1941年创刊的《基督教陈述报》和1943年6月创刊的《法兰西基督教陈述信使报》。人们广泛地引用这两份报纸上的话，这几份报纸使法国人相信，教会中存在抵抗的核心力量。许多教徒和宗教团体充分发挥其机动性，而且变得十分积极活跃。派往游击队的第一批随军牧师就是在一般教士中征召的。

1943年成立了第13号强制劳动营，这便使政府当局和教会之间紧张关系进一步加深。鉴于允许将人们流放到德国，从事强制性劳动并不是基督徒在道义上的一项义务，因此，里尔教区的枢机主教李耶纳尔和几名同事共同提出不服从这项决定的建议。其它一些高级教士们因被放逐的工人得不到任何宗教上的帮助而感到不安，同时他们知道随同被放逐工人的教士们有进行福音布道的可能，因此，他们对放逐工人一事持赞同态度。神学院学生，尤其是教士们给被放逐的工人们带来了由教会提供的精神上的安慰，这也是工人教士的起源。这种工人教士中有许多人与铁路系统的地下抵抗力量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例如他们协助许多拘留在强制劳动营中的人逃离了德国。到了法国解放的时候，人们方知道，从事政治上抵抗德国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基督教徒，另一部分是共产党人。一位天主教新闻、《黎明》报前社论撰写人于1943年开始主持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工作。即或只有少数人参加了抵抗运动，但天主教与法国社会溶为一体是至关重要的。战后戴高乐将军和抵抗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因某些高级教士效忠维希政府，而要求对天主教领导机构进行清洗，然而因罗马教廷的使节昂吉罗·隆卡利（即后来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出面进行了巧妙的调解，因此，遭到清洗的仅有少数几个人。

在意大利，许多下级传道士参加了反对德国的抵抗运动。许多不信仰宗教的世俗人士（尤其是隶属天主教行动小组的那部分人）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波兰天主教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波兰民族最忠诚的斗士，因此便成了入侵者迫害的对象，在10,017名教士中受害者即达2,647名。曾被拘留在集中营的教士有3,646名，死在营中的有1,996人。到了战争结束时，波兰教会领导机构（由45名主教组成）中，被杀害的、被流放的和遭到某种形式监禁的人就达一半以上。弗朗西斯坎·马克西米利安·柯尔比的悲剧故事感人尤深，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内以他的生命挽救了一个家庭的父亲。波兰天主教徒对国家被占领的痛苦感觉尤深，因为完全与波兰天主教领导机构断绝关系的梵蒂冈无法向波兰天主教徒提供任何真正的援助，他们除了对德国灭绝波兰人民的政策进行谴责外，感到无计可施。流亡在外的波兰人比在德国奴役下的波兰人更加强烈地要求罗马教廷公开发布谴责德国的措词强硬的声明。

罗马教廷特使、流亡在卢尔德的枢机主教何兰德以及曾先后在巴黎和伦敦避难的符拉迪斯拉维亚教区主教拉东斯基阁下成为波兰国内天主教徒的发言人。1942年9月拉东斯基阁下对教皇保持“缄默”，向罗马教廷的国务卿马格里昂阁下表示愤慨抗议。但马格里昂告诉他说，教皇不可能比留在波兰境内的主教们作得更好。留在波兰境内的那些主教们更是默不作声，他们甚至连教皇送来的一些鼓励信件都未向教友们传达。罗马教廷显然是允许各国的主教们决定它的政策的。罗马教皇驻柏林的使节于1943年3月2日致教廷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一些主要的要求，两天以后向教廷递交了这份备忘录，但教廷未予答复。教皇驻柏林的代表被剥夺了讲论波兰事务的权力。

在先前被苏联占领，后又被德国占领，最后又被苏联夺去的那部分波兰国土内，对宗教的迫害尤为严重。利沃夫教区的大主教斯泽普梯斯基阁下成了蒙受苦难的人民忍辱负重的象征。
波罗的海诸国内天主教徒遭受的折磨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地区种族和语言的差异使得当地教士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判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它巴尔干国家内天主教会的作用是困难的。除去与德国合作的（主要是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外，在那个地区存在着顽强的抵抗活动，强烈反对纳粹推行的种族政策。德军于1939年3月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将占领区改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斯洛伐克虽然要听命于柏林，但依然保持自治的形式。传统上罗马天主教一直是斯洛伐克主要的宗教，那里的下级教士与公众一样憎恨匈牙利推行的马札尔化的政策，对后来捷克的统治亦持憎恨的态度。一位天主教士约瑟夫·蒂索阁下在1940年担任了斯洛伐克政府的首脑，与此同时，另一位天主教教士让·斯拉梅克阁下先后主持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巴黎和伦敦召开的会议。梵蒂冈与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斯洛伐克举行的订立宗教契约的会谈未获成功。当纳粹德国于1941年在斯洛伐克推行反犹法案时，蒂索阁下以辞职相威胁，至少部分地减轻了这项法案造成的影响。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内，罗马天主教会遭受的迫害与其它宗教团体（捷克全国教会和天主教兄弟会）所受到的迫害的严重程度是一样的，然而这并未能阻止天主教教士直接参加抵抗运动。到了战争结束时，教士当中有十分之一的人被杀或被监禁，其中有名的人物是布拉格神学院院长、未来的大主教贝兰阁下。被纳粹处决或折磨致死的教士合计达155人。

在南斯拉夫，得到部分下级传教士支持的帕韦利奇政府残酷地折磨成千上万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目的是使他们改信罗马天主教。这种迫害行动于1941年底达到高潮，后来逐渐缓和下来，主要原因是梵蒂冈和萨格勒布教区大主教斯台皮纳克阁下施加了压力。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同斯洛伐克一样，与罗马教廷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教廷可往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伊斯坦布尔等地派驻使节，从而得以继续在一些人道主义团体的帮助下，挽救一百万犹太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