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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第三帝国——第三帝国的宗教政策

作者:孔塞缪来源:德国军事中心日期:2006-9-14 16:30:00 浏览: 次

新教教会

德国

新教教会共拥有教徒4,300万人。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相比，更易受到纳粹国家的控制，主要因为天主教能得到梵蒂冈从境外给予的保护。新教徒共分成28个自治教派，他们并没有一个总的管理机构，因此更加易于受到政治上的操纵与控制。他们在其它各个方面也都是孤立无援的。一方面新教教会的根基是民族主义和条顿民族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自由神学，更加强调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对德国的文化生活所作的贡献，而其基督教普救论则退居次要地位。“纯粹基督教”这个口号正是在这种土壤上才得以广泛流行开来。新教徒中的少数派（只有图林根教会中的多数派）认为，他们可以利用纳粹主义，使新教获益。这些“德意志基督徒”成功地使其成员在政府中和各地方教会中担任了职务。但从1933年7月教会也要执行种族法以来，在尼摩勒牧师的领导下，教会对国家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尼摩勒一开始即对民族革命持同情态度，并于1933年9月建立了一个牧师在防御组织。波恩的卡尔·巴特教授周围的人使神学界的抵抗活动具体实现。1934年5月底，在巴摩勒牧师的赞助下，于莱茵兰的巴曼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宗教会议。在尼特教授的激励鼓舞下，这次会议有力地重申了教会的精神实质，上下之间靠感化和启示，这与“德意志基督徒”搞的种族主义和横向哲学是截然不同的。会议认为：“我们不承认这样的虚构理论，即教会必须宣扬它忠实于各种裁决、各类权势、各类存在的事物和真理，而不忠实于通过上帝的启示而赐给我们的那些东西。”

巴曼会议拒绝承认教会是国家的附庸。再次强调精神教会是福音教派内部真正分裂的产物。与“毁灭的教会”或“德意志基督徒”相对抗的是“完整的教会”。但是精神教会与“完整的教会”则是两码事。精神教会将自身组成了一个真正的教会组织，它有一个掌权的宗教会议，一名会议的主席，每年均召开数次会议。所需之款项从教会成员那里征集，同时还建立了几所讲授巴曼会议原则的神学院。年轻的迪特里希·邦赫费尔教授是神学陆军里最著名的教师。但是由于纳粹独裁统治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精神教会的成员逐渐被迫转入地下。导致路德派与改革派教会发生内讧，以及激进派和主张与传统的教会组织机构共处的温和派之间意见分歧，使得精神教会的力量大为削弱，这是极其不幸的。战争爆发时，它亦随之消亡。

然而，精神教会主要并不是第三帝国的政治上的反对者。它对第三帝国所持的反对态度与传统的教会所持的反对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它对德国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概念（对教徒造成了威胁）持憎恨态度。它的大多数成员希望他们的宗教信仰与他们对政权的信心能够一致起来。对于他们来说，苦处是一方面依附于他们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是抗击新异教徒的攻击。爱国主义的诱惑力即使对于那些最坚定的教会人员来说也是十分巨大的。自从1937年即被关进集中营的马丁·尼摩勒在战争爆发时也自愿地参军了。

如果精神教会未曾宣扬革命，它的某些成员也就永远不会放弃在政治上武装起来反对纳粹主义的想法。这一点至少对邦赫费尔来说是正确的。他在极端困难的工作条件下，成功地研究一种很有独创性的神学综合法，即用世俗的观点解释圣经对现代世界的看法。他反对基督教与世俗责任相脱离以及宗教完全世俗化的理论。他力求创造出大众化的神学，使教会有力量反抗第三帝国的罪恶。

邦赫费尔于1943年被捕。虽然他可能热情地支持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举动，但是他显然未曾参加这一行动。

宗教界人士在此次谋杀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策划谋杀的人当中还包括一些已经放弃宗教活动的人。涉及此次暗杀希特勒活动的人当中，大多数是德国旧贵族或富有的普鲁士中产阶级的后裔，但其中并没有天主教徒。这些人已处于绝望的境地，他们感到已被教会完全遗弃，除了对上帝的虔诚外，他们并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动力。

总部设在柏林、在德国境内设有20个分支机构的格鲁柏局，是一个奋力援助那些因种族关系遭受迫害的人的重要机构。这个组织是在“福音派教会临时领导人”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的领导人被当局逮捕并进了集中营，格鲁柏本人也于1940年被投入监狱。

纳粹当局对精神病人实施无痛苦致死术的计划遭到新教的各个团体的强烈反对，即使那些已与教会断绝关系的人也是如此。符腾堡教区的主教沃尔姆于1941年私下表示过反对，他的反对活动也确实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由于战争变得日益激烈，当局对教会的各种例行活动的干涉亦随之而增多。仅仅由于世俗人士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妇女担任了牧师，教士们才得以在战争最后的年代里没有完全销声匿迹。

坚定地忍受纳粹政权公开迫害的一个宗教派别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在集中营内有权用三角形作为他们的标志，他们拒绝参军，同时还耐心地期待弥塞亚的返回，这一切都是很鼓舞人心的。

这里应强调的是，精神教会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教会。参加这个教会的都是些社会名流，特别是那些蔑视自由神学的年轻人。虽然精神教会的许多成员于战争结束以后，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成了有名的人物（例如，尤根·葛斯坦梅尔牧师从1954年至1969年曾担任联邦议院的主席），但是在纳粹政权统治期间它几乎销声匿迹，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它已逐渐消亡，这是确凿的事实。在德国的牧师当中最多只有10%的人同情精神教会，它的追随者（大部为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是虔诚的教徒。总的来说，德国的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相比，因为其民族传统和在神学方面的约束性较小，故而在与纳粹政权合作方面的疑虑较小，而天主教会从一开始就因对国际天主教表示忠诚而对纳粹主义持敌视态度。

各个教会在道德上最严重的缺点可能是他们对犹太人的待遇问题所持的态度。在战后就此问题进行的辩论中，人们经常提到教皇庇护十二世的“沉默”问题。尽管如此，当地和地区的教会在背叛他们的犹太同胞方面应负主要责任。从一开始，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会当局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就是很懦弱的，例如，德国主教会议主席和新教协会主席在1933年4月拒绝关于发表反对歧视犹太人的正式抗议书的请求。天主教教会内部一方面是害怕，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占了上风；新教教会则认为国家有权采取那样的措施。这样一来，当1935年纳粹政权将许多臭名昭著的限制强加给犹太人时，以及在1938年所有公开迫害犹太人的限制都放松时，教会对此仍然保持缄默就不足为怪了。

基督徒放弃其责任一事只能从历史的来龙去脉方面加以理解，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将反犹太主义推向高潮；19世纪沙文主义的象征文学将其推向了更高的地步。除此以外，人们看不清“宗教上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上的”反犹太主义之间的区别，以致于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少数有名望的神学家对反犹太主义提出的警告以及中心基督教政党吁请采取温和政策，均无足够的力量阻止世俗人士对犹太人日益增长的仇恨。被德国占领的一些国家内的情况亦大抵如此。尽管摆在犹太人和基督徒面前的命运是一样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传统的敌对情绪加深了。